咏古 其三

　　顾炎武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博学强记，耿介绝俗，以著作《日知录》驰名于世。

　　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奔走南北，眼界大开，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加殷实、深刻了。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崇尚“游谈无根”的理学情况，《与友人书》以“为学”为话题，发抒了独具个性的治学观。

　　文章的结构呈放射状。作者从为学者与自我、现实的学友、书本（实际上仍是人——古代作者或书中古人）、历史的“学友”（文中提到了孔子，实际上是指对提升学者的学养有帮助的一切古人）的关系切入，精到地阐述了这四组关系中的心灵互动的重要性。他要求为学者做到博学审问（广泛涉猎，详细考究）、稽（与别人心灵契合）、求其是非之所在（实际上指学会辨析，学会批判），使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疆域。作者强调为学不是始于学习，终于学习，而应该联系实际，学有所用，即“有济于天下”。为学应该贯穿人生的始终，不进则退。这是为学者必须谨记的一条法则，圣人也不例外。

　　文中提倡的是一种注重“广博、渊深、实用”三位一体的治学观，辨证而深刻，实在而灵活。这不仅对当时的学人具有警策的作用，对现代的人们如何打造书香人生，创建学习型社会，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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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作者的气质与秉性使然，所以即使内容为艳情，词作也往往会呈现出迥异的风格。早期花间词不仅内容空虚、意境贫乏，而且多追求辞藻的雕琢与色彩的艳丽，虽然词人多为男子，但他们写出来的文字却带着极浓重的脂粉气；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虽然也写男女幽会，却在暖昧、风流之外多了几分清朗与凉薄。

　　发端二句“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很明显出自于李煜在《菩萨蛮》中的“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一句。小周后背着姐姐与后主在画堂南畔幽会，见面便相依相偎在一起，紧张、激动、兴奋之余难免娇躯微颤；纳兰词中的女子与情郎私会于“曲阑深处”，见面也拭泪啼哭。但是细细品味，后主所用的“颤”字更多展现的是小周后的娇态万种、俏皮可人，而纳兰这一“颤”字，写出的更多是女子的朋情之深、悲戚之深，同用一字而欲表之情相异，不可谓不妙。

　　曲阑深处终于见到恋人，二人相偎而颤，四目相对竟不得“执手相看泪眼”，但接下来纳兰笔锋一转，这一幕原来只是回忆中的景象，现实中两个人早已“凄凉”作别，只能在月夜中彼此思念，忍受难耐的凄清与幽怨。夜里孤枕难眠，只能暗自垂泪，忆往昔最令人销魂心荡的，莫属相伴之时，以折枝之法，依娇花之姿容，画罗裙之情事。

　　这首词以白描的手法再现夫妻重聚时的情景，字句间一片春光凄凉。从词意上看，这首词是词人回忆与妻子相恋的情景，通篇皆作追忆的口吻。

　　上片布景，展现相见之时及别离之后的情景。“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别后的凄凉，最难以忍受的是月明之夜的清冷相思。读来令人摇心动魄。虽并非初次，却仍然有点紧张。暗地里，偷偷匀拭着眼泪，心潮激荡。回想起别后，两处相思，一样凄切悲凉。

　　“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词意陡转，道破这原是记忆中的美妙而已，现在已是别后凄凉。凄清幽怨到让人不堪承受。

　　下片说情，剖示当下的心境。“半生已分孤眠过”，紧承词意，将失意一倾到底，用词精美婉约，凄怆词意并未因而消减，依然辛酸入骨。结句处的“折枝花样画罗裙”，借物映人，含蓄委婉。

　　布景与说情，尽管皆记忆中事，但其注重于捕捉当时的感觉和印象，却令得已经过去的景和情，鲜明生动地浮现目前。

　　与很多花间词相比，李煜的艳词大多做到了艳而不俗，能将男女偷情幽会之词写得生动而不放荡。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又在李煜之上。

　　这首词首尾两句都是追忆，首句写相会之景，尾句借物映人，中间皆作情语，如此有情有景有物，又有尽而不尽之意，于凄凉清怨的氛围中叹流水落花易逝，孤清岁月无情，真是含婉动人，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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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寸寸河山寸寸金”诗人起笔便饱含深情的赞美作国的大好河山，蕴涵着诗人对大好河山的珍爱之情。叠音词“寸寸”深化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情感。

　　“侉离分裂力谁任”指当时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现实，面对着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受灾受难的国家。诗人希望有人来力挽狂澜，来收拾破碎的山河。

　　“杜鹃再拜忧天泪”据传说望帝始终在叫着这样的话“民为贵，民为贵”。这句是对第二句的深化，这里是诗人自比，表达了深切的忧国之情，表达了诗人愿意为国家像杜鹃一样啼叫哀求，呼唤着国家栋梁之材，共同为国家出力。再拜，古代的一种礼节，先后拜两次，表示隆重，此处体现的是诗人的爱国之心。

　　“精卫无穷填海心”用精卫填海这个典故作为力量虽然微弱，斗志却极坚强的象征。这句诗歌借精卫填海典故表达了自己，同时也勉励梁氏──要像精卫那样，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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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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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描绘了富春江沿途山明水秀的动人景色，犹如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画。语言清晰明朗，比喻贴切生动。　斜阳下，一只篷船驶行在富春江中，两岸景色吸引了坐在船中的诗人。他不禁推开船篷，想使两岸景色尽收眼底。富春江山水最鲜明的特点是一片青翠碧绿：两岸山峦林木茂密；江中绿水涟漪。这里简直无处不绿，使作者感到这一片翠色正在紧紧地追随着他，甚至似乎涌上了船头。这两句诗清新而活泼，写出了富春江山水活的生命。